牛津教授项飙：教育系统正生产大批陪跑_韭菜_炮灰，人成为工具

文/每日资本论 芜湖报道 10月18日，2024 奇瑞全球创新大会在安徽芜湖召开。本次大会展示了奇瑞在新能源、智能驾驶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和未来发展规划。奇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....

作者简介：项飙，1972年生于浙江温州，现为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，德国·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。本文首发于“青年志Youthology（id：openyouthology001）”公众号。内容已获青年志Youthology 授权，如需转载请联系原作者。

近年来，“内卷”和 “996”的焦虑还未解除，围绕工作的舆论氛围，又随着拼多多员工猝死、被开除等事件变得更焦灼而复杂。不管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，还是已在职场默默工作的老手，似乎都意识到奋斗叙事的失效，开始发出更多质疑和困惑的声音。

我们想从愤怒和沮丧情绪中，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更深入理解问题本身，如何在日常基于自身主动性采取行动。我们需要直面更难的问题：什么是工作，什么是工作的意义，什么是好工作。在这样的诉求下，我们找老师谈了谈，希望寻找一些解释力和方法，来帮助回答关于“工作”的问题。

01

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强的

“被工具化”的感受？

项飙：

为什么大厂不用平均工资和平均工作量，多招一些人呢？

拼多多事件之后，我稍微关注了一下某些互联网大厂里的工作情况，发现了一个我不太能理解的现象：为什么大厂的劳动强度会高到这个程度，但同时薪资也高到这个程度？难道公司就不能多雇几个人，每人少付一些钱，以更加常规的方式去工作吗？

这样的模式会形成一种很强的招聘市场中的竞争，让年轻人都向往这份工作，但只有少数人能被接收。大厂又会给这些少数人多派超额的工作。所谓“3-4-5”，3个人干5个人的工作，付4个人的工资。一个人的工资高出平均水平一点，工作量却接近于平均水平的翻倍，为什么大厂要这么做？为什么不以更加常规的方式（平均工作量、平均工资）来完成工作量呢？

我有一个假设和猜想：大厂这么做的原因，很重要的考虑是控制。这个体制的设计，包括把工作时间拉长、工作人数减少，单纯地靠工资高来吸引人，造成了一种 紧张的竞争状态。大家到了工作岗位后，肯定是不加反思地、一根筋地去干活。人少了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少了，也变得更加容易控制。

看起来打工人是和其他打工人在竞争高薪的大厂的工作，但他们真的是在和别人在竞争吗？A和B竞争者根本不是关键，关键是谁设置了这么一个游戏规则，即这个激烈的竞争局面和让少数人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。这种工作状态是为什么大家会有那么强烈的“工具人”感受的原因。当时间压迫性、强度压迫性太高，就会出现“异化”“被工具化”的强烈感受。如果每天工作8小时，有缓冲，人的感知是不一样的，不用觉得工作是人生的意义基础。现在整个就把人压扁了，压扁成工具。

在 度长时间的工作下，人是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的。这是感到“被工具化”的重要原因。

02

对于工作，

我们可以做哪些自我反思？

项飙：

“工具”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概念。

“”这一概念确实引起了我的思考，这个概念很有意思，因为它在哲学、社会科学的范畴中很重要。从韦伯开始，大家认为现代性、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“工具理性”。

“工具理性”的基本意思是，你在做事的时候，手段和目标是分开的，但不一定是对立的。你对如何达到目标、采取怎样的手段，有一个理性推理过程和设计过程。韦伯认为，最早的资本主义积累不是为了钱，而是把积累过程当做手段，比如“辛苦工作是靠近上帝的一种方式”。

从韦伯的角度看，中华文化里是没有工具理性的。在儒家文化里，做事情本身一定要直接应对终极目标。这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经商是没有文化地位的。文人会选择做官，能够按照儒学的思想对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管理，或者说对人性进行反思、对百姓进行教化，这是直接达到意义的。

但是着眼欧洲整个工艺的发展，对工艺、技术、工具使用的重视程度是 高的。在亚洲，尤其是日本，他们对工具理性的掌握，至少在操作意义上 强。日本人日常生活里，出去随便爬山、走路，一定会全副武装，换上专门的帽子、手套、衣服，一套东西针对一套目标。

直观上讲，对工具的重视确实是整个现代社会、现代经济 重要的特点。我们虽然也说“必先利其器”，但这是日常生活智慧，而非安身立命的原则。这是最早的工具主义的意思，即“工具”不一定是完全负面的概念，但需要思考能怎么样把它重新 起来。

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“城市新穷人”，他们不是“经济穷人”，而是“意义贫困”。

他们感觉到的意义贫困并不是他没有意义，反而可能相反，他需要自己做的事情直接达到某种意义。但这可能是误区，一个人做的事情不可能直接有“终极意义”。这确实是我们今天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不是年轻人本身的错，而是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结构里面的问题 —— 年轻人看不到自己做的工作有什么意义。

“终极意义”是很难去建立的，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。“工具理性”的重点是要建立起“链条”，我们做的事情是一个“手段”，但是这个手段不仅仅是手段本身，它会和一定的“意义”结合在一起，并且结合的方式是具体的，手段也是一步接着一步的。比方说，技术的发展也是一步接一步的，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链条敞开来。

依据这一点，年轻人在今天感受到自己被“”了一点也不奇怪。

以前，在工厂流水线打工妹的工作就是经典的异化方式 —— 你在那个工位上，能感受到的只是人在那一刻调动肌肉、调动神经、调动肢体和脑力活动，重复地做一件事。而你做的这道工序和最后产品有什么关系、让谁受益，都不知道。现在大厂里工作的人，他们同样无法和同事建立起联系。他们在公司里不用真名，辞职之后同事之间都不知道名字，有点像地下工作的情况。

回到对于“链条”的讨论，这个链条在于你的工作和我的工作能够对接，横向地和同事进行互动，最后达成一个短期的目标，这是让人感觉有意义的部分。比如，几个人在一起头脑风暴，有很多有创意的想法产出，在这种互动里面，他们有短期的目标，能模糊地感觉到在做的事是最后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，其实这样就够了。

而在我们现在的日常工作里，事实当中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横向链条特别少，也看不到工作的链条通向哪里。因为这样的链条并不是通过实际逻辑推演而成立的。很多时候我的工作、你的工作，都不知道有什么意义。它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意义链条。

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对“重复性”这么敏感和拒呢？

我们刚才谈到，年轻人在寻求工作和意义的关联，会发现他们对于工作的意义感有很强的诉求，希望能直接在自己做的事情当中看到即刻的反馈。对于他们做的事有什么意义，需要别人能给到一个明确的 ，即“意义的即刻性”。但这在实践当中是不现实的。

今天年轻人感到是“工具人”的原因，部分来自于工作的重复性，每天都在做一样的、重复的事情，对工作的重复性有所抗拒。

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因为人类工作和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重复的，比如一日三餐，一直都是周而复始的。在中国几千年的生活里，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要“重复”，如果不重复上一代的生活方式，就是不肖子孙。“肖”的意思就是“像”。当时大家觉得重复是正常的，不重复就会出现问题，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对“重复性”这么敏感和抗拒呢？

我们可以回到前面提到的“链条”去理解。如果要直接从工作中看到即刻意义的话，兴奋感要么需要直接来自于这种意义，要么就去每天做不一样的事，依靠这个事本身的新鲜性，给大脑上的、情感上的、心理上的满足。

但我们知道，要干大事情、好事情就是要重复的。重复的意义正是来自于每天做的事情，你看到它不断地深入，和其他人做的事不断链接，然后汇聚成一件大的事。我们需要分析为什么大家会对“重复性”那么敏感。

很多年轻人在大的系统下工作和生活，个体也成为了一个封闭的“系统”， 一天到晚生活在心理空间、脑子里的世界，一点点情感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危机。

总的来讲，大家有意义渴望，这种心理需求，是和个体化紧密连在一起的。

“工具化”和“个体化”似乎是对立的，但现实中就是一体化的。正因为大家都靠大量的工具，人和人之间没有发生关系，人在和工具玩，所以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。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生活在自己的大脑里和心理空间里，自然需要渴求意义来支撑自己。这个时候，人自己就成为了一个封闭的“系统”。

什么是系统？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·卢曼从生物学的角度引入了“系统”来定义生命，即在不需要外界的介入、干预的情况下，能够持续地形成自我循环，就是一个生命，也是封闭的系统。

很多年轻人在大的系统下工作和生活，个体也成为了一个封闭的“系统”， 一天到晚生活在心理空间、脑子里的世界，一点点情感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危机。因为他的意识在不断地自我强化，不断地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转，把自己搞成一个情绪的核反应堆。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农村的、或者附近街角的大妈，她们都比较开朗，愿意成天聊天、说话。她们就没有生活在自己的大脑里，而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了大脑里面。

我还看到了中国宠物文化的兴起，这种文化现象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蛮新奇的。人和动物的关系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和西方其实是很不一样的。但青年一代，尤其在疫情期间，大家对动物、宠物的关注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我们为什么需要动物来投射自己的情感？因为动物是能够进入我们系统内部极少数的生命之一，在心理疗愈上可能是有一定帮助的。但是说老实话，我是觉得有点心痛，年轻人到这一步，需要通过养宠物来给自己打开一点点小窗户。

在你们发给我的材料中，我们也能看到，今天异化的方式和之前很不一样。以前的异化是对机器的仇恨、对现金、货币的崇拜。而今天的异化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倒过来的。今天的异化，塑造出的好像是一个 巨大的个体，这个巨大是说，在生活中只看到自己，觉得自我的主体性、个体性，从生活和感受的范围来讲是中心，但在工作里又是 渺小的。今天具体感知到的表现形式和以前“被异化”的感受是不一样。

我们觉得异化是“人的消失”，所以必须重新塑造人的中心性或，但实际可能并非如此。这个个体要从自己的心理空间退出来，和别人建立联系。关心别人、看到别人，对别人感兴趣。

但说老实话，现在大厂里的工作状态好像很难去做到这一点，某些大厂的竞争游戏不怎么给人们打开自己，联结他人的机会。我们需要开始有这样的批判性的讨论和反思，要对这些游戏规则形成社会压力，这是很重要的。

03

对我们来说，什么是好的工作？

项飙：

不怕重复去做的工作，合作性的工作，对别人有用的工作，都是好的工作。

我觉得好的工作可以这样 ：什么事情是你重复做也不讨厌的？不怕重复做的工作是好的工作，因为你能看到它在意义链条中的角色。

合作性的工作，是好的工作。就艺术家的工作举个简单的例子。人们往往觉得艺术家的工作是 个体的创造性的工作，其实艺术家的工作从来都是很合作性的。

比如说在日本做菜，会从进货开始的每一道工序开始考虑，有两三个人专门负责提供专门新鲜捕捞的海鲜，有人提供面包粉、炸天妇罗的粉，有人负责烹饪。画画的人也这样，会有负责采矿石、植物萃取调颜料的，也需要和别人合作供纸。如果你认为艺术家的工作是比较合适的工作，它里面很多乐趣其实是在于合作，和别人形成共同体。

每个人到最后可能都是“工具”，因为我们来到社会上，大家一起是互相依存的。对别人有用的，是好工作。

大家也开始引用“螺丝钉”这样的词。在社会主义早些时期，这是雷锋精神下面的一个重要注脚，即“去做社会主义大机器里默默无闻的一颗螺丝钉”。那时，当人们说这句话，肯定不是“异化”的感觉，相反是一种自豪感。这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当时工人的情况可以再做实证研究，但根据我自己做的一些访谈，这不是完全虚 ，很多工人就是这么感受到的。但这和他们日常的工作与生活都有关系。

同样，我们做学术的，“有用”的意识也很重要——如果只想突出自己的聪明，不考虑自己的工作对下一个学者有什么贡献和意义的话，其实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学者。我不能只想象自己的文章和别人有什么区别和创新，因为对于研究来讲，学术创新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要对别人、对世界有用。

比如，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做的志愿者活动，哪怕是运动会很多人搞后勤的岗位，其实完全是工具性的工作，但很多人会参与。学术工作好像是很自我的工作，它主要也是学者作为工具进行的——比如我今天在这里，其实也是希望我们的讨论能提供给大家一些工具。

工具不一定是坏事。我们的意义不在于成为改变世界的人，不在于实现你自己作为主体的价值——要实现自己作为主体的价值，是要对别人有用。

我们仍然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有所警觉。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是工具人，是因为时间上形成压迫感的问题——要求24小时 on call。比如，经理会让你把一份数据马上找过来，或者外卖骑手的工作，都形成了很强的时间压迫感。这是造成工具人感受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我们在操作层面上的自主性不能被剥夺，不是完全被老板控制着让干嘛干嘛。我们应该有空间去反思、观察和讨论，一件事情是不是要这么做。